美国最高法院在拜登时代确立的“重大问题原则”（Major Questions Doctrine，MQD）巴中股票配资，如今正威胁特朗普政府的全球关税计划。
这项原则最初被保守派法官用于否决拜登政府两大标志性政策：环境保护署（EPA）针对发电厂的减排计划，以及教育部涉及4000亿美元规模的学生贷款减免方案。彼时，美国最高法院认为，行政机构不得在没有明确国会授权的情况下，擅自采取对国家经济产生巨大影响的政策。
最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CIT）也引用这一原则，裁定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越权。根据非党派机构税务基金会的估算，特朗普关税未来十年的涉税金额高达1.4万亿美元，远超此前拜登学生贷款减免方案的4000亿美元规模。这项裁决以3比0的一致意见指出，特朗普政府的关税行动属于重大经济政策，未获得明确的国会授权。
乔治梅森大学安东宁·斯卡利亚法学院教授伊利亚·索明（Ilya Somin）表示：
“如果这都不算重大问题，那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能算得上。这是自大萧条以来规模最大的贸易战。”
据央视新闻，特朗普的全球关税政策始于4月2日展开的一系列行动。这是美国自1930年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以来最大的关税调整，直接将美国平均适用关税推至百年来最高水平。这一措施在全球金融市场掀起轩然大波，引发了对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可能陷入衰退的担忧。
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曾在否决拜登学生贷款减免计划时强调，这类大规模行动具有“惊人的”经济影响。如今，这样的评判标准再次适用于特朗普关税案，最高法院很可能需要就此做出相似的价值判断。
总统例外？特朗普政府此次关税政策的法律依据是1977年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案》（IEEPA）。该法案表述模糊，仅授权总统在紧急状态下“监管（regulate）”进口商品，但并未明确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国际贸易法院认为，这种含糊表述不足以支撑总统越过宪法明确授予国会的征税权，贸然实施如此大规模的关税政策。
然而，美国司法部为特朗普政府辩护时指出，“重大问题原则”并不适用于总统本人直接获得国会授权的情况，而应专门针对行政机构。此外，司法部强调，在国家安全和外交事务领域，总统历来拥有广泛的裁量权，这也应排除“重大问题原则”的适用。
这场关税争端的法律与意识形态分歧也蔓延到了最高法院内部。尽管六名保守派法官曾统一适用“重大问题原则”否决拜登政府的举措，但在这一原则的具体应用上，他们内部也存在微妙差异。大法官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将其视作法律文本的解释工具，而尼尔·戈萨奇（Neil Gorsuch）则更强调该原则用于维系国会与总统间的宪法权力平衡。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行政法教授罗纳德·莱文（Ronald Levin）表示，最高法院迄今尚未对何时、如何启用“重大问题原则”给出明确的适用标准。他表示：
“法院一直将所有选择保持开放，没有给出透明的适用标准。”
对于最高法院保守派而言，这次特朗普关税案显然是一场极具意义的“压力测试”：他们是否会以同样的标准对待自己推崇的共和党总统，还是会承认总统在国家安全领域的特殊地位，拒绝再次启用这一原则？
裁决将划下“权力红线”美国最高法院即将到来的裁决，不仅将决定特朗普时代全球关税政策的最终命运，也可能成为未来美国总统权力边界的里程碑式判例。
如果高院延续此前在拜登政府案件中的严格态度，坚持要求国会明确授权才能实施经济意义重大的措施，那么特朗普的关税计划将难逃被否决的命运。这将意味着总统征税权在历史上首次受到如此明确的司法限制。
另一方面，如果法院接受特朗普政府关于国家安全与总统直接授权的辩护，允许关税继续实施，那么这一判决可能进一步扩大总统在经济领域的紧急权力巴中股票配资，形成新的权力边界。这也意味着国际市场将继续面临贸易战风险，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或将延续。
风险提示及免责条款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本文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也未考虑到个别用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用户应考虑本文中的任何意见、观点或结论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据此投资，责任自负。